我们每周在行政楼大厅举办交际舞会。这种娱乐在那会儿颇有领风气之先的意味，还惹来了某些老同志的一些非议。舞曲是录音机放的，天花板上垂下几条彩纸，就算舞池了。大厅很逼窄，好容易聚集了几十个学生，但都只是围观，心里小鹿乱跳，头脑里又有一道无形的束缚挣脱不开。这个时候，往往是徐老师率先登场，用丝滑的舞步将气氛烘托至引人入胜的境地，这才有男女怯生生地自行结对，随着舒缓的慢三步舞曲而翩翩起舞。
每年五四青年节，我们会举行文艺汇演。两小时的演出，筹划起来大费周章。我们几乎全体发动，将有才艺的学生像筛沙子般地筛过一遍，然后如同捡到珍宝似地归拢起来，凑起十几个节目。至于演出必需的服装、道具、音响、舞台布置等等，囿于条件，一切只能因陋就简了。说句实在话，他们才艺有限，那些节目无非就是吹拉弹唱，了不得再加一段诗朗诵什么的，若参照现代零零后的审美一定被贻笑大方。但那会儿他们是极其认真的，穿着在年代剧里常见的那种缺乏色彩的服装，不那么年轻的脸上抹了一点令人忍俊不禁的粉彩，站在只有一片幕布装饰的舞台上，使出浑身解数很卖力地演至台下掌声四起。演出场地是在大饭堂，里面摆满了用餐的大方桌和长条凳，我得事先组织一支青壮男生作为劳力，演出前先将大方桌抬至墙角摞起来，以便为观众座位腾出最大空间来。演出一了，又必须即刻复归原位，因为厨房师傅们正催着开饭呢！那些实木家具死沉死沉，他们扛抬时气喘吁吁的神态，至今在我脑际挥之不去。
1986年，作者（最后排右一）与院领导、
团委学生会成员在行政楼前合影
每年大约在秋季，我们都举办一期“学习成果展”。这项活动为“太学生”多出的那“一点”，赋予了深一层的涵义。较之于普通高校的大学生，他们的社会分工已然明了，毫无在别的职业选项上打勾的可能，因而在学习的用功方向上，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更容易学有所成。当他们的学习成果展品在展厅里揭开帷幕的那一刻，前来观摩的领导和教师们无不为之眼前一亮。那摞得像新华书店陈列架上的书籍般的一本本字迹清晰的学习笔记本，那长得像扑克牌似的一张张无法计算数量的摘抄小卡片，那一篇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个人专著和长篇小说，那一本本红彤彤的各类获奖证书，无一不在昭示着它们背后那一个个囊萤映雪的身影，也让我们颇有感怀：他们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一切都与普通高校大学生没有两样，所不一样的只是，田野上的收获季节与果实品种罢了。
记得好像是在1986年，我们举行了一场英模报告会，请的是老山轮战刚刚凯旋归营的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战斗英雄，报告会的激动场面自不待言，由此也便开启了学院与这支英雄部队持续十数年的“军民共建”活动。每年，我们选派数名教学业务精湛的学生，前往军营为战士们补习文化，助力他们报考军校，部队也抽调十数名官兵前来校园，帮助我们开展新生军训。这项活动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余味悠长的双向奔赴。许多通过报考军校成为军官的战士，多年以后见到学院老师都仿佛见到亲人一样，充满了饮水思源般的感激之情；而学生们除了对教官的美好印象经年难忘之外，还经常提及军训内容中的“实弹射击”，那是英雄部队给予我校学生的特殊福利，让他们很真切体味了一次朗朗读书声背后的岁月静好，是用子弹划破空气的呼啸声所换来的，天下最可爱的，不是床头的芭比娃娃，而是军营的人民子弟兵。
根据“太学生”的特长，我们还进行了许多社会服务与实践活动，譬如成立照片洗印社，洗衣服务社等，尤其是办起了求智夜校，“求智”一词受启发于相邻的一条小巷，后来不知怎么阴差阳错，成了学校一个二级学院的名称。
总之，那些年的共青团工作，就像一本尘封已久的画册，色彩不再鲜艳，但每一页的画面依然清晰可辨。通过这本画册，我们还窥见了一个事实，浙江教育学院正是从那时侯开始，办学形式从短期培训走向脱产进修，生源也从中小学教师，渐次拓展到高中毕业生；我敢说，这就是学校改制的前奏，破茧成蝶，需要一个蜕变过程，不经历风雨，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当然，此为后话。
来源：浙江外国语学院官网
